2007年9月，地質專家王偉民提出「工程會裁定530案」可能造成樂生院內斷層解壓走山危機。僅管「爭議未決」，捷運局卻迫不急待要展開施工。為了阻擋不對的工程，聲援朋友以肉身綁在病床上，展開鐵床陣，捍衛樂生，這邊警察、怪手還是毫不留情，展開清場動作。無法阻檔不義的工事，樂生院民、青年朋友、以及關心的朋友，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
2008年，筆者與陪同樂生院民以IDEA台灣分會組織身份前往印度，參與「第十屆漢生病國際會議」。在會議中，有幸結識了IDEA總會Anwei Law及IDEA各國會員，深深被病友間深厚的跨國情誼及多年人權奮鬥歷程感動。會議中，聽聞各國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持續進行漢生病友人權回復，史蹟保存的工作。
回國後，面對樂生院危在旦夕的命運，筆者始向自救會及IDEA總會提出「漢生病遺址跨國申遺」工作。我很幸運地遇到兩位非常睿智的前輩，一位是自救會的李添培會長，他總能傾聽外界的建議，並適當地融會自己的樂生經驗給予意見。得到他的支持後，一個偶然機會裡，我們又得到西村幸夫教授允諾協助。推動世遺的事有了雛型，接著我大膽再與IDEA總會Anwei Law女士( 譯名 羅安薇) 提議。她是一位充滿愛心與智慧的人權推手，父親是一位細菌學家，早年曾在中國、澳門、及夏威夷等地麻風病院進行研究。羅女士二十歲左右開始跟隨父親在夏威夷卡魯帕帕島及巴西等地病院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深深感受患友所受的苦難，為了協助患友爭取人權。1994年，IDEA (國際愛地芽組織)在巴西發起成立大會，當時還有韓國、印度等國病友共同發起。
由於台灣與美國有12小時的時差，我為了能持續與羅女士討論跨國申遺的可能性，白天結束忙碌的設計工作之餘，深夜就撐著眼皮，以便等待從美國寄來的即時電郵。在幾次書信的往來與溝通之後，羅女士沒有嫌棄我們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也沒有因為我是晚輩身份，忽視我的意見。相反地，她很慎重地考慮了我的提議，終於在2008年9月的某個夜晚回信給我，表示對「漢生病跨國申遺」行動的肯定，並允諾將號召各國會員一起來台討論這個議題。 2009年3月，一行人從紐約、夏威夷、關島、挪威、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地飛來台灣。期待能藉此讓樂生院絕處逢生，還給樂生院民他們的家園、幸福的晚年。
會議最終的結論，獲得各國支持。IDEA總會羅女士表達：願意肩負起往後協助跨國申遺的後續串連工作，也會將樂生院列入其中。因為她也相信「跨國申遺」的工作，有助於提醒世人：正視錯誤的歷史。
樂生院從1930年創院至今已走過八十個年頭，而樂生運動抗爭八年。這些在人類歷史上其實尤如白駒過隙，驚鴻一撇。然而樂生院民持續呼喊正義、捍衛家園的呼聲，尤如暮鼓晨鍾，振憾整個世界。。10月IDEA總會寄來明年推動「全球串連，漢生跨國申遺的行動」的邀請函，這個運動將會繼續下去，在全球遍地開花。
運動持續了整整八年的時間，這些年，能夠陪在樂生老人家的身旁，與他們同哭、同歡笑，讓少不經事的我瞬間學習成長。老人家對年輕人的信賴，反而激發投入樂生院青年們更大更大保護老人家的決心。「阿公阿嬤，謝謝您們，讓我們當您們的手跟腳」。樂生的事不再是老人家的事，而是自己的事，是每個進入者的事，我們不再只是旁觀他人痛苦，而是從中學習，成長，反思自我與公民社會成長的共同課題。讓只求經濟發展的社會，有機會停下腳步，關心人權、關心古蹟、關心生態、關心少數人的聲音。
青年樂生聯盟、樂生大蛇隊成員，從2008年開始，即展開每週的持測量裂縫行動。看似微小的事，卻適時發揮監督的作用，逼著捷運局不得不公開走山的監測結果。最近樂生院走山危機卻持續擴大當中，樂生山坡表面的裂縫雖然僅幾mm，然而出現的數據，地底三十幾米以下已經出現了將近十公分整塊滑動面。在歲末此時，學生們協助老人家發起了「SOS，土方回填，救救樂生」行動。
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喚起我們國家領導人，看到樂生院民用一生書寫的歷史。如同夏威夷卡魯帕帕(Kalaupapa)島上紀念碑所記「這裡紀念了我們的人民，紀念一個國家充滿危機的時代，紀念過去，一個人權被泯滅的時代，讓我們用這塊土地，獻給我們國家中，最偉大的幾個人，並且理解人類歷史」[1]。
樂生的歷史，也是你我的歷史…。
僅以這本訴獻給樂生院的阿公阿嬷，你們是真正的英雄！
編者 賴澤君
寫於2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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